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时期。脱贫攻坚实践的有效经验能使乡村振兴稳步推进，能更好地发挥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的多重基础性作用。持续推进产业、金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并进一步处理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稳产保供的关系，处理好增加乡村振兴资源要素投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激发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和培育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才有利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和乡村振兴的稳健推进。新阶段要从理论上对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的解读和总结，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更好的指导具体实践。
一、制度优势下乡村基层治理的重构：扳井村的具体实践
党的十九大在阐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时明确提出，要不断加强农村基层和基础工作，加强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微观层面的农村基层治理构成了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的坚实基础，关乎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权益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从而成为维系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推进，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中，不断嵌入扶贫第一书记、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者、道德标兵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等关键要素，为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培养锻炼干部队伍和乡村振兴凝聚力量并奠定基础。经过几年的创新实践，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有效地促进了党领导下的村级民主自治。它一方面强化了党对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推动了精准脱贫富民强村；另一方面，明显改善提高了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居民逐步转变“等靠要”、“安于现状”的观念思想，农村居民依法参与农村各项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
1、党建引领，提高基层党组织和村委的治理能力
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以来，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重大事项决策中，督促村委班子认真实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不断增强村委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与此同时，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班子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将扶贫工作做到制度化、常态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之后，扳井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委的乡村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高，该村也被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县党建示范点”、“市级文明村”、“市级卫生村”。
2、扎根基层，培养帮扶干部的基层工作能力
定点帮扶工作队五年来扎根扳井村，昔日的扳井村已经旧貌换新颜，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书记们和驻村工作队的初心在扳井村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历年工作也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可。自2016年起历任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均被评为省、市、县三级不等的诸多荣誉。定点帮扶的干部通过参与乡村治理在提高自己基层工作能力的同时在情感上融入基层。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后，工作队继续扎根基层，为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乡村顺利振兴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更进一步地，情感上融入为工作队的干部成为新乡贤群体创造了条件。
3、发展产业，树立脱贫致富典型
自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定点帮扶以来，共争取资金7600万元，其中争取项目2600万元，吸引企业家回乡投资5000万元。通过各类资源投入，扳井村完善了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企业家作为新乡贤回乡投资5000万元，建成旅游田园综合体项目，为贫困群体提供了工作岗位，并吸引带动周边村贫困户共同致富。
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脱贫致富典型，其中包括，“双残夫妻养牛脱贫”的石志刚、“身患白血病不向命运低头养羊脱贫”的樊勇、发展循环农业致富带头人老党员刘长生、疫情冲锋在前的最美逆行人刘家政、不忘桑梓回乡创业沈营企业家和致富带头人等先进典型，这些先进事迹在《农民日报》、《河南日报》、河南新闻联播、学习强国等省级媒体和南阳市扶贫办官方微信报道先进事迹100多篇，展示了方城扶贫工作的良好形象。的确，通过树立典型，一方面能激发其他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发挥典型的带动作用。在定点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助下，石志刚、樊勇、刘长生、刘家政等土生土长的扳井村村民，逐步成长成为新乡贤，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二、乡贤治理：打通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乡村治理是否有效也是几千年来衡量国家治理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其他层面相比，更能体现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张力。随着党十八大的召开和精准扶贫政策的全面实施，“乡村治理机制”已经被“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治理能力”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提法所替代，这表明对“乡村治理的”理解是在具体乡村治理实践中不断演进的。实际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旨在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治理实践更加的专业和规范，并最终实现制度化，这虽然使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得到了重塑，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农村地区的乡村治理需求。这是因为在国家纵向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不仅仅是治理规则和制度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治理结构问题，乡村治理在面对不同复杂的乡村社会需求外还要面对抽象的国家政治要求。剖析其原因，这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给我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变所引起的乡村治理实际情况的变化，具体来说体现在治理主体由二元变多元、治理过程由强调行政控制变为注重村民参与、治理结构由垂直管理变为横向互动。当前阶段，我国的乡村治理存在着诸如基层官员身份困境、“最后一公里”困境、“精英俘获”现象、帮扶企业浮于“表象”等一系列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在2035年乡村治理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关系到精准脱贫成果的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在这个过程中，以新乡贤为主体的乡贤治理是解决这些困境的有效方法。这是因为中国历史积淀下来的乡土情结与乡绅治理经验为“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剖析扳井村案例，我们发现在定点帮扶的过程中，帮扶工作队、返乡创业的企业以及树立的脱贫典型都逐步向新乡贤转变并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去。这种多元化的乡贤治理结构丰富了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解决了乡村治理中的困境，为乡村振兴的顺利实施奠定了治理基础。
三、发挥乡贤治理优势，构建返贫阻断长效机制
乡贤治理发挥的协调作用可以节约政企两者之间和政企与贫困群体之间的沟通成本，保证贫困治理的效率与效果，从而为乡村振兴构建起返贫阻断长效机制。
返贫阻断长效机制的动力源是共同富裕，返贫阻断长效机制的建立是构建起以乡贤治理为特色、多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防止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都做了清晰部署和顶层设计。与此同时，贫困治理和反贫困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任务艰巨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的构建和运行，需要党和政府、新乡贤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公众多方构成贫困治理主体，这些主体依据贫困治理方略联结集合，参与系统建立运行并协同行动，进而形成有效可行的贫困治理，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难题和困境，精心设计出一个“返贫阻断长效机制”。该机制不仅仅让每一个贫困人口都跳出“贫困陷阱”，还保障每一个人的发展能力、权利和机会，形成身份认同均等化。最终形成贫困治理和反贫困的效应最大化，从而实现共同富裕。(钱薪谕 倪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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